明永乐十七年福贤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
本报记者 李 静
1937年，祖籍山东乐陵的宋哲元将军慷慨捐赠给山东省立图书馆（现山东省图书馆）《大清龙藏》一部。“这件事在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日记中有相关记载，但经过80余年的流转，这部经书是否存在，对馆里的人来说一直都是个未知数。”山东省图书馆（以下简称“鲁图”）副馆长李勇慧表示。
最终心里的谜团得以解开，全赖于近年来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去年在该馆开展的“中国古籍普查文化志愿服务行动”对他们摸清佛经专藏效果尤为显著。截至目前，该馆共整理出《永乐南藏》六部、《永乐北藏》四部、《大清龙藏》一部、元代《碛砂藏》一册，以及《大方广佛华严经》等110余部明代单刻佛经。
这些珍贵的佛学文献，有的能补已经入选第一至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缺失，有的为版本目录学、经学、史学、佛学、美学等学科研究，以及印刷史、文化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佛经普查，一波三折
佛经作为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普查和保护工作中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经过百余年的搜集，鲁图入藏了大量珍贵佛经，但长期以来，由于人手、经费等方面的制约，这批佛学典籍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普查和整理。
对于这批文献资源，鲁图历史上曾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普查。第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该馆对馆藏佛经做了部分整理，但没有账目、没有编目，版本鉴定结果也没有保留下来，这不禁让后来人慨叹不已。
“随后，这批佛经就被存放在大明湖老馆奎虚书藏古籍书库最后两排的通天架上，但因为过道被高高的大书箱挡住，所以一直没被发现。”李勇慧表示，“1999年在搬迁新馆之前，因清点等工作的开展，这批被封藏的佛经才得以重见天日。”
该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迅速制定清理方案，当年八九月时整理了较有眉目的一批，分别为一部《永乐北藏》、两部《永乐南藏》，共1.5万多册，并建立了佛经专藏书库，至此佛经专藏成为该馆的馆藏特色之一。2008年，其中一部《南藏》和一部《北藏》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但遗憾的是，此次普查仅完成了佛经专藏2/3的体量。因搬迁时间紧、任务重，其他未编佛经再次被装箱标号，整体移入新馆，就这样一搁又是数年。
去年，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的大力支持下，鲁图下定决心要将未编佛经进行彻底地整理。整理过程中发现，未编佛经与1999年编的大藏经又有交叉，遂将之前的佛经专藏一同纳入普查范围。这批佛经有两万多册，面对着堆积如山的箱子，他们不得不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动用保安公司和搬家公司，即使这样也搬了有数日之久，而之后的普查和鉴定工作更是格外繁难。
海量典籍，考证繁难
以未编佛经为例，这批佛经均为经折装，装在60余个纸箱内，全都混在一起，有的品相较好，有的破损酸化严重，给普查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这些经书有五行本、六行本，有千字文号本、无千字文号本，有老经体字本、楷体字本、宋体字本，而且板框尺寸、开本尺寸大小不一；书衣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斑斓，布绢绫锦均有；书签、说法图、发愿词、书牌、刻工、经房、题记、印章，多有差异。”李勇慧坦言，一开始确有无处下手的感觉，但经过认真考量，还是迅速制定出较为可行的普查和整理办法。
“我们首先将书箱依次全部打开，将书签或卷端没有千字文号的佛经单独放置；将大藏经按五行本、六行本、不同书衣区分开来，再按千字文号排列，情况就变得一目了然。随后再进行版本考证与著录，并登记上架。”李勇慧说。普查人员还设计了详细的大藏经著录表格与工作单，除书目著录外，还做了普查档案记录、修复方案、整理保护修复研究利用方案和扫描工作。经相关专家指导，又增加了印章尺寸、著译者两项，普查著录共计有24项之多，内容颇为详尽。
该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坦言，整个普查过程大家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样，既兴奋又忐忑。一是因为这批未编佛经酸化严重，已经不容易翻阅；二是鉴定困难，虽然《南藏》版本易定，但因为部头很大，且经过三次续刻以及两百余年的不断递修，致使刷印时间很难断定。为此，他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调查，并延请佛经鉴定与版本鉴定专家提前介入等，少走了弯路，也进一步保证了鉴定结果。
应该说，此次对未编佛经的整理不仅大大丰富了该馆的佛经专藏，而且所有版本均为清乾隆以前雕刻的大藏经或单刻佛经，达到业界认定的善本标准。如此数量巨大且珍贵非常的佛经，一时间引起了业界的关注。
《龙藏》的劫难，侵华的铁证
戴上白手套，翻开经书，不仅会惊叹于其传世之不易，其背后所承载着的一些故事更是让人扼腕叹息。
比如，在此次普查中发现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一月宋哲元将军惠赠山东省立图书馆的清雍正乾隆年间刻民国二十五年刷印本《大清龙藏》，共存10函91册（卷），函套内粘“山东省立图书馆制”签，中书“宋明轩先生”惠赠，并载全藏719函7112册。
据了解，李勇慧因曾为时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写过相关专著，对那段历史如数家珍。李勇慧说：“现在之所以仅遗留10函，其余大藏经应该是损失于2025-08-04前后日军攻陷济南之时。因为此时王献唐已将重要文物文献两万余件南迁。这批佛经属于新印本，应该不在南迁之列。”
令人遗憾的是，抗战胜利时清点鲁图馆藏，抗战前的20余万册（件）图书文物，除南迁带走了2万多册（件），胜利后统计还剩7000多册（件）。据山东省立图书馆代馆长罗复唐载《民众教育》1947年第4期《山东图书馆的今昔》所记：“‘七七’事变后，日兵侵占济南，本馆遂惨遭焚劫……书籍文物，除王馆长献唐带去一部在曲阜及四川之歌乐山保存外，其余则荡然无存。总计书籍损失二十三万二千余册，铜器损失大小三百二十余件……其他如玉器、银器、石器等种种文物之损失不计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此次普查中，工作人员还新发现一部日本侵华时期济南日本中学校藏明刻本《大方广佛华严经》，这成了日本侵华的又一有力铁证。
此外，国家图书馆专家李际宁还根据字体、纸张、版式行款、刻工等，确定该馆其中一册佛经疑为元代刊本的《碛砂藏》。“山东省图书馆藏元刻本《碛砂藏》等上万册（件）文献陆续重见天日，堪称3年来古籍普查志愿服务中的最大发现。”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表示。
据悉，为进一步做好这批佛经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山东省图书馆近来还启动了馆藏佛经珍本图录的出版工程以及相关的数据库建设，目前已完成一部《永乐南藏》70多万拍的扫描和著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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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产生于印度，纪元以前传入中国。汉文大藏经是对一切汉文佛典的总称，既包括汉文译籍，也包括用汉文写成的种种佛教注疏和著述。佛教汉文译籍和论著的问世，据专家考证不会晚于东汉汉桓帝时期。在随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中外译经家们将6000卷左右的印度佛教原典译成汉文，几乎包括了自佛教创始时期至13世纪印度佛教流传下来的全部典籍。这些典籍虽然产生于印度和中亚地区，但因历史的变迁，佛教自10世纪始便在本土逐渐衰退，并最终走向了消亡，它的经典只保存在巴利语系和汉、藏文语系中。可以说，印度佛教原典基本上是借助于汉文化的成就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因此，汉文佛教大藏经的刊印和传世不仅是对印度文化的一种贡献，也是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份珍贵遗存。
